前几天，一位朋友的MSN换了新签名档：“〇八宪章是政改宣言还是反政府宣言，你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这个签名档说的政府的两种选择，如果是在越南，那倒真存在两种可能，而在中国，前一种则绝无可能。理由很简单，115年前的12月26日，中国诞生了一个毛泽东，他给后辈带来了一大堆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的历史包袱。而在越南，未曾有过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这类导致执政党道德破产的罪恶，兼其以民族独立解放最大功臣面目出现，固其即便曾有千般路线曲折错误，所以，一旦废止农业集体化体制，可以一步到位土地私有化，一旦到了非需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则可直接从执政党中分化出反对党，没有什么自打耳光和自己拆掉自己道德合法性的问题。越南可以考虑宪章而中国不能，恰如邓小平可以改革毛泽东的错，而金正日不能去改革老爹的错一样，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实在是各自历史罪恶多寡的前定。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暴君，那他留给今天中国社会的历史包袱，倒要轻得多，譬如，如果毛泽东是个斯大林的翻版，即便不谈执政党面临的巨大负面历史遗产——赫鲁晓夫的全面非斯大林化只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外在道德形象并未对内造成这个政权的道德破产，仅就今天的老百姓而言，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观念鸿沟，因为今天无论你认为毛的罪恶有多大，你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怀念毛的人是如此之多，而且近些年来随着官僚集团以改革之名压榨掠夺百姓越来越疯狂，怀念毛的人越来越多。这与相对国际低位远不如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恰好相反，中国今日无论国民财富还是相对国际地位，远高于毛的时代，但人民的不满和怀念显然是在不断增加的。

     因为毛身上具有历史上所有暴君的一切特点，但同时又具备与其身份极为不符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中，对行政官僚体制和知识精英强烈的本能厌恶，恰恰非常符合今日中国普通百姓从自己生活中的来的感受。毛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被很多人解释为一种理想主义和诗人的浪漫气质，其实，不要说一个打天下的帝王，毛泽东的战友们也没有一个不可以被称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至于诗人和浪漫气质，与其建国和社会理想完全是两回事。毛承认，早年受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后来才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则完全是两回事，列宁身上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但等到毛可以完全放手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改造中国社会时，他的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显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底色，这个蓝图的描绘，是毛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即后来的“五七指示”。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当然，如果你从“原生态”这个价值出发，也可以认为，社会分工是对人的异化和退步。毛的这种世界观，在同类政权里，其实只有一个波尔布特与之相同，而在他的同志中，也只有一个张春桥是其知音——如果张春桥不是故意投其所好的话——我相信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没有张春桥本人的心有灵犀，再投机也写不出来，而张春桥个人的品格，又实在比我们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所以，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之所以毛真正的同志如此之少，实在是因为这种理想太过匪夷所思之故，只有追求玉石俱焚的恐怖分子才会有这种非现实感的气质。疯狂如列宁以及那些被斯大林消灭的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虽与毛气质相近，但也曾在现实面前逐渐退缩过，譬如列宁曾被迫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搞过“新经济政策”。

     至于残暴的斯大林，从他和毛关心研究过的几个分工和待遇细节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毛临死前一两年，一位在农村基层当小干部的毛的知音，因为条件好的村和条件不好的村，存在付出同样劳动但收获不一样多的问题，困惑于如何分配才算公平，遂发信给毛请教，毛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当然，是典型的五七指示式的思维。而斯大林则在发现工厂里普通工人和工程师收入相当时，给出这样的命令：仅就一个人要成为工程师，付出的学习成本和学习时间要远远大于成为一个普通工人而言，如果两者待遇相当，则这个国家最终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所以，绝对不能搞所谓的平等主义，一定要大幅拉开收入距离。

     所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关心工农业生产的数量，但两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斯大林取得了远远大于毛泽东的成就，当然，斯大林比毛更关注这个国家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而毛更关注这个国家“被改造过的人”的数量和“质量”，两人种种根本差异造成的结果是，斯大林留给后人一个工程师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而毛泽东除了用蒋介石培养的人才造出了两弹一星外——中国政府始终不提苏联为此做出的巨大帮助，对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智力的摧毁，却是两三代人都无法弥补的。直到今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不是蒋介石时代培养的，就是在国外成长的，中国大陆培养的人才依然看不到有获奖可能。

     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是看到了斯大林时代惊人的物质生产能力飞跃，然而，他的反感专业分工的本能，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取得与斯大林媲美的成绩。苏联的工业品，自来以“傻大黑粗”闻名于世，但饶是这样的师傅，都无法忍受中国徒弟的粗放随意，中苏蜜月时，援华专家们不断抱怨，苏联人的生产流程规章制度和质量控制标准，被中国徒弟肆意修改，他们无法理解在出现大规模次品报废品时，徒弟们依然笑咪咪地坚持自己的“土洋结合”和“工人群众参与管理”，因为“绝不迷信专家”的精神源头，在毛泽东那里。苏联人有个科学管理的“马钢宪法”，毛就一定要将之最大可能的山寨化，弄出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非为毛的民族自尊心使然，而是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本能使然。今人很难想象，中国这个以深耕细作闻名的农耕民族，竟然在做事的马虎粗糙程度上远远不如一贯以粗野随意著名于世的苏俄。

    甚至连大饥荒，苏联中国都如此不同——尽管社会主义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的制度，但是，苏联的三次大饥荒，之前从来不曾有过中国这么多要人泪流满面的笑柄，它不会有亩产万斤，不会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会有土高炉全民大炼钢铁。斯大林说过许多可笑的话，但从来说不出“让钢铁元帅升帐”这样的话来。

      虽然，就其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和消灭自己同志以及消灭民族精英而言，斯大林不但比例上远远超过毛，甚至在一个人口远少于中国的国家，在这一成绩的绝对数量上也超过了毛，当然，有斯大林作恶在先后来者引以为戒的原因，也有可供毛泽东消灭的中国精英的数量本身就不多的原因，总之，斯大林作为暴君的名声，远远超过了毛。不过，就国家发展的逻辑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与斯大林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因为斯大林和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低人权制度的基础上的，由于斯大林同志对低人权制度落实得更果断彻底，所以，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

     在这里顺带说一句，某些经济学家坚称，就发展经济而言，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独步全球，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句，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尽管斯大林创造了如此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然而苏联人民并不领情，显然，今天仅仅用经济奇迹和财富创造，对多数相对贫穷感和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的老百姓来说，要他们对今天满意实在是非常勉强的。而被我党教育成听到民主自由就认为是西方肢解祖国的阴谋，以及认为自由民主就是造成今天一切不公平的老百姓来说，对今天的不满，能想到的好，自然就是怀念毛。

     老百姓对毛的怀念，倒绝非认同毛的反对人类分工，而是认同毛对行政官僚体制的反对和对特权的反对。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分工的人，自然本能地反对一切行政官僚体系，哪怕是他本人建立起来的。所以，毛在发动消灭政敌的大清洗时，采用了罕见的鼓动老百姓反对政府的方式，仅就消灭刘少奇团伙这个目的而言，毛完全可以采取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而不必采取鼓动造反派将整个官僚机器推倒，换个革委会这种更山寨的模式重建。发动文革，如果被解释为仅仅是一次消灭政敌的活动，鼓动夺权的行为和重组政府的行为就实在难以解释了。顺带说一句，假使刘少奇在毛的位置，当然他也会发动对自己同志的大清洗，但肯定是斯大林式而非毛氏，从其领导的“四清”运动就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国家大清洗的正规版本，都是斯大林式，只有毛这种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搞摧毁自己政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革”并非毛的独创，“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毛的创造，仅仅在于将斯大林的“文化革命”四个字中加了一个“大”字。但两者却有本质区别，斯大林的“文革”算得上是名符其实，而毛泽东的“文革”则是大清洗、社会组织改造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混合。仅就“文化革命”这部分而言，中国的“文化革命”当然是毛氏反人类社会分工理想版，除了京剧形式大有创新外，几乎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智慧的结晶，皆在反对和消灭之列，而苏联版本，则是一场人类文化智慧结晶的消毒和普及运动，即除了将有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消灭掉外，还有大规模官方宣传运动，要求老百姓普及掌握消毒检验过的本国和西方国家文明智慧的结晶，譬如全民要学习欣赏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才有资格欣赏的芭蕾舞等艺术，培养爱好读书下棋的习惯，报纸会隔三岔五会出一些自然常识题目，提醒文明的苏联公民需要知道哪些知识。之所以，中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两者都存在批判和消灭，但中国除了反智而别无其他，本质上在于，毛的理想社会蓝图，原本就是反智的，智慧和知识乃是这种无分工差别的天敌。

     我相信，如果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如此严峻的外在威胁，毛的革命军队，不但是没有军衔制的军队，甚至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没有军服的军队，或者反过来，由于军服识别性的继续退化，同时国民着装的日益军服化，两者最终会没有差别。这与今天中国社会日益的军服化刚好相反，中国今天大街上类似武装部队制服的比例也许全球第一（朝鲜等国除外），本质上更接近拥有同样特征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它是暴力机器和拟暴力机器泛滥的象征，而毛时代的全国兵民不分，则是社会完全山寨化的表征。当然，如果毛竟然真的活到今天，如果没有那几颗能保证与来犯之敌同归于尽的原子弹，他的革命军队可能连今天越南军队的入侵也无法抵挡，因为他的社会改造虽然远未成功，但效果却如此显著，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一口气又拉大到了八国联军入侵时与清军与联军的程度——当时，中国连质量可靠的歼６战斗机都无法保持像样的规模——当然停在机场上的战斗机确实数量巨大。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干下的坏事严重到后人根本不敢告诉毛时代的真实情形，所以，当他建立的政权越来越像他当年推翻的政权时——这实在是个历史的必然——他用来描述他推翻的政权的一切形容词，掸掸土，用在描述今天的社会，并无不妥之处，不幸的是，今天官方的一切文字依然采用这种方式描述被毛推翻的政权，同时极力美化毛的时代，那些被生活挤压日益的绝望的人群，理所当然地要怀念毛。

     对并时刻警惕严格的科层结构的官僚系统以及附丽于这个系统的特权，实在是深合今日被特权阶层疯狂压榨的中国百姓的刻骨感受，虽然你可以说，毛本人就是个最大的特权享受者，但如果你将之视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然的代价，并非算得上特别巨大的恶，也并非不可解释。更何况，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个人生活与其执政效果而言，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考评标准。否则，真正完全按照毛的理想改造自己国家的波尔布特——这个消灭本国人口效率世界第一的人，实在算得上一个罕见的好领袖了。

     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你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是举办奥运会后10左右就垮台来安慰自己，或许你可为自己的人生总算不是与党一起慢慢变老的命运而太过绝望，但是，毛留下的历史遗产，使你压根看不到渐进转型的可能——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羡慕越南人民。

    你很难说，这样的感到的痛苦的人民，不在内心的压抑和仇恨中弥漫着来一场文革式的大民主，来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当然，你可以说那短暂的全面造反只是奉旨造反，但它的表现，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因为在许多绝望的心灵里，已经不相信今天的官僚机构是实现公正诉求的工具和途径，杨佳手刃六警，一边倒的同情，其实是老百姓对自力救济行为的肯定，也是某一天无政府主义狂欢突然发作的土壤。而毛的文革式“大民主”，留给今天执政党官僚集团的恐惧印象是如此深刻，使可能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恐惧“动乱”的一个官僚集团，不但他们惧怕，即便那些家里小有坛坛罐罐的老百姓，只要还有一点点苟安的可能，也会本能地恐惧“动乱”，哪怕只是〇八宪章签名这种形式可能带来的“动乱”。我不认为，这些普通人的恐惧是中国人特有的犬儒，而是只有中国经历过这种无政府主义时代的恐惧。
　　32年前死去的毛泽东，注定了我这位朋友MSN上的签名只是虚张声势，死去多年的毛，是如此令今天的执政者难堪尴尬，甚至，陈列他尸体的纪念堂，那些内心里未必不对他诅咒千万遍的执政者，还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去瞻仰一下，就好比当上首相之前的小泉纯一郎，从来不曾去过靖国神社，但当了首相之后，还得硬着头皮一次次去。

     才知道长沙的橘子洲头，当真在修建一个巨大的毛的塑像，而且，这个毛在诗词中提到过的小小沙洲，除了与毛有关的一切，几乎统统被删除，大规模的会所之类正在与毛的塑像同步修建中，主办者宣称，要把橘子洲变成中国的达沃斯！如果不是被毛诅咒过，没有其他理由会使这些疯狂的家伙变得如此愚蠢，也许只有一句话合适：每个人都家乡都在沦陷。

      照片中为和平广场，前身路易十五广场。在20多年后的大革命时代，被改名为革命广场，在这里，国王家族的很多人，包括路易十六夫妻、路易十六的妹妹，以及一大批王公贵族，将在这里成为革命的祭品；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没过多久，也是在这里，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革命派丹东、德穆兰、罗伯斯庇尔、埃贝尔，还有被指责为包庇路易十六的吉伦特党人如罗兰夫妇等人，也将在这里，被革命砍下头颅。
　　多少人生的舞台，将在这里谢幕啊。谢幕前，刽子手照例将向他们提最后一个问题：“非常可惜，您被淘汰了。在离开这个舞台前，您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吗？

       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
　　 巴伊：“可是，我冷啊！”刽子手当时责怪这个法国革命的先驱在断头台前发抖，不象个英雄好汉。
　　 罗兰夫人：“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著名的话是对着监斩的自由女神像说的。
　　 科黛：“让我看看，我还没看过断头台呢。” 女吉伦特党人科黛是刺杀马拉的人，刽子手当时有意挡住她的视线，不让她看到断头台。
　　 丹东：“把我的头给大家看吧，它是值得一看的。”坚决、伟大、自信的斗士，可罗伯斯比尔还是控诉他对敌人太仁慈。
　　 德穆兰：“杀我的人不会比我活得更长！”果然，接下来就轮到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被子弹打碎了下颚，已经说不出任何话。

     昨天晚上，大概10点样子，按理说还有事情没弄完，可是实在有点疲倦，于是我收拾东西，背着包走出公司门。毕竟在萧条期，加班的人比以往少的多，我走出去的时候，电梯间只有一个老人，我注意到他坐着轮椅。他转过头问我xx公司在几楼，因为这个写字楼的电梯跟其他写字楼一样是按照楼层分的，过了下班时间，又会关掉几部，我想（注意。。我当时确实进行了思考）老人大概是做错了电梯，而这部电梯并不到他要到的楼层。于是我对他说，我带你去吧。我看着他推轮椅困难，于是帮着他推进了到那层楼的电梯。到了后，他对我说了谢谢，自己就推出了电梯。然后。。。。电梯门关了。。。然后随着楼层的下降，我渐渐感到眼前的视界越来越黑，越来越疲倦，电梯一切变的模糊。。。我以为犯啥病了，一阵惊慌。。。然后。。我醒了。。。发现自己还趴在办公桌上，电脑上的时间还是10点。。。。

    与梦境中的模糊暧昧不同，曾经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真实，做出公司时候，推开门的沉重感，关门时候电子门的鸣叫声，等待时候包背带勒在肩膀上的感觉，与老人对话时自己的思维。。如果之前一切都是自己曾经生活经历的投射，我现在还清晰的记着老人轮椅把手上的随着光线而变化的金属光泽。。。真是无比强大的3D生成引擎啊。。。      

     愤怒青年强悍，勇敢，不怕死，是烈士。因为敢于在天安门广场骂法国，敢于不去某超市购物。而且，敢于把家乐福的的冰激凌放在手推车里不结帐让它们化掉，敢于在超市门口骂结帐出来的人是汉奸。敢于烧荷兰国旗来警告法国。老大哥在背后支持你，恩，你背后500公里的地方。

     至于奢侈品消费，看看下面的数字，“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用阿Q正传里赵大爷对阿Q说的一句话“抵制，你也配？”

    专业点说，中国出口什么，什么东西价格就跌，中国进口什么，什么东西价格就涨，这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虽然这个语言并不是很精确，这里不去深究。需要区别的一点是，这和8亿件衬衫换1架飞机不完全是一件事情。换哪个国家出口衬衫，估计都得一大堆才能换回来一架飞机。这里的问题是：过去中国可能出口4亿件衬衫就能换回一架飞机，但是过了两年就得6亿件才够（因为衬衫价格相对于飞机价格跌了），再过两年就要8亿件才行了。

       第一位师傅面白无须，刚开始还很正常。坐上副驾，我发现驾证照片殊为俊朗，与真人比照，多看了三五眼——唉，岁月的痕迹让人心碎，这张胖脸上哪里还有往日的风采？我摇头叹息，师傅倒也达观，并未把我推下车去。他哈哈一笑，不惮交浅言深，竟和我攀谈起来。原来他年轻时候，靠一张俊脸就能吃饭度日，原配待他任劳任怨，他外面仍旧是花头频出，十足是一个司机版胡兰成。女人们为他碎掉的心，车到黄浦江里可以堆出一个外滩，一只手不够数，他又拿出一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双手像上海小开……且慢，手都拿去比划了，方向盘轮空么？

      第二位师傅粗豪强梁，没等我上车就大声骂娘！还好我赶时间，边陪小心边蹭上车去。这位师傅算准我不能夺门而逃，揪住我就要为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讨个公道。你知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个小区保安把业主杀了，为什么？贫富差距太大。路上这些人真讨厌，我恨不得每天撞死百八十个人才好！好像他开的不是出租，是坦克。我只得曲意逢迎，开导抚慰。下车时，他伤感地对我讲，你脾气真好，可惜我的心态已经扭曲掉了，话音未落，他砰的一声撞上了隔离栏。

      第三位师傅精干过人，未待我坐定，车已如离弦之箭，飞窜出去。平时任我呼天抢地，司机依旧如履薄冰，唯恐一张罚单罚去了一天进帐。他们是经济理性人。可这位师傅却是位本质主义者。他运起神功，在黄昏六点半的淮海路上见缝插针，随意并道，恃强凌弱，威震一方。模糊的窗景中，尽是路人惊愕的神情，从来不绑保险带的我，也扣上了保险，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到了地头，顺着惯性一带已是五十米开外。我正要抱怨，师傅一脚油门，嗖地生生倒了五十米。下车时，我的腿直发软。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也是人类的一大步……

     上一回听莫扎特的安魂曲，我坐在第一排，湿淋淋的毛衣搭在腿上，唱女声的队伍里，有不少是亚裔面孔。那是我听过最好的一场音乐会，而我大概是有一点迷信吧：每次听安魂曲，天都会下雨。传说莫扎特落葬的那天，正是大雨倾盆。
      最近一次听到安魂曲，是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那天我冒雨赶到教堂，却发现既非自由进出，也没有门票对外出售。能进去的手里都拿着一张请柬，可请柬又是哪儿来的呢？在教会里没有人脉，果然是混不开啊，我叹息着，徘徊在教堂的门外。身边一位老伯手里拿着两张请柬，我偷偷瞄去，心里非常嫉妒。现在的老年人约会越来越浪漫，年轻人约会却越来越直接，这真不公平。门外的人渐渐少了，离演出开始的时间也越来越近。我被淋得不善，却还想再碰碰运气。忽然，那老伯把我拉了一下，低声说：“过来说话。”
     啊，我顿时意识到他的身份：这是一位神的领路人。瞬间，我的大脑发出短路的滋滋声，“安利”“传销”之类的字眼都冒了出来。老伯伯笑眯眯地说：“我们都是主的子民”而我脑筋飞转，难道这位，是要用入场资格来利诱我入教吗？只可惜信仰大事，是不能妥协的。这时天空一个大闪，下起瓢泼大雨，我摆出一脸宝相，就准备借雷遁去。老伯伯连忙把票塞到我的手里说：“我等的人看样子是不会来了，你进去吧。以后如果能多来教堂，也是好的。”我好容易才反应过来，原来要求这么低，害得我虚惊一场！我颔首称谢，老伯飘然远去。正当我为自己的疑心病感到惭愧时，他又转身握住我的手，低低地说：
“我们天堂见！”
     我当场愣住，不知如何答话。好像很多年前，我也这样返身握过别人的手。“请叫我红领巾！”我以为，没人能有比我更高的觉悟。可和他这句话一比，立意、远见都远远不如。这位老伯能进天堂，八九不离十。可他怎么就肯定能在天堂中遇到我呢？我的一生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对我有信心的人呢。能和这位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一位藏族同胞了。有个朋友想在当地办桩生意，什么都联系好了，只是藏区那边久无动静。虽然都知道藏族是温和的民族，可时间太久，他终于忍不住跑到藏区，从办公室里揪出他的朋友：“怎么这么久？这都等了半年了。”
    那位好藏族人一脸平和：“急什么？还有来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