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甚，但我们总觉得要有甚大事发生似的，我们心哈儿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儿都过可了，根本甚也么发生。我们就很失望， 好像错过了甚似的。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哈儿还么甚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温柔潮湿起来了。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们就 可想哭了，我们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

    《立春》里的文艺女青年的台词，被孟夏印在了请柬上。漫长的冬季和冬季忧郁眼见着终于过去了。

    时间过得却飞快飞快，我的日子分成白天和黑夜，我的时间分成工作和玩耍。我默默的捱过了元旦。春节。元宵节。情人节。立春。以及各种巧立名目的节日。大家都纷纷的骚动起来，无比热切的盼望春回大地的时刻。

    我访了两对情侣。这让我很开心——看着那种简单的单纯的感情，真是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啊。他们一点都不拧巴，喜欢了爱了，就在一起。有一对飞快的坠入一粥一饭的庸常生活，定时定量给予关怀和爱，过着本应如此的生活；有一对儿语言不通靠打架来交流感情的，男人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女性 她的大脑构造完全是婴儿和动物的，却充满了智慧和创造力。你看，那些最简单直接的感情让旁观者都由衷的高兴。

     春天来了，大家都开始恋爱了。我喜欢看那些简单的，不绕圈子的，没心没肺的，哪怕是动物性的感情和爱。不想看见那些声泪俱下、鼠首两端、死缠烂打的麻烦故事，那些看在眼里就惆怅和忧伤的情怀真是不适合我等回味。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坐在落地大玻璃窗前，看见一对俊男美女搂搂抱抱的追打过去，一起啊一声，说，真好。
 
    只有自己知道到底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却玄妙得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我以为我会怎么样，但实际上我已经不会怎么样了；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局，但如今假如过程太复杂太辛苦，我也已经懒得去争取那个结局；我以为我会在乎很多事，并且依然装作很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已经完全不觉得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并且有多荒谬；其他波澜起伏，也不过是水面上随风而 动的涟漪一二而已。当你没有什么可以为之所动的时候，日子反而变得容易，并且鸡飞狗跳万紫千红妩媚娇艳起来。内心开始坚硬的时候外表就会柔软，拼命想记住的时候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忘记了。

    其实每个人都是强忍着绝望活在这世界上，有人自知，有人不自知。但每个人都是一样在努力让自己的生命丰盈起来不那么无趣和荒芜。从宏观角度来看，还是挺好玩儿的。

所有这届奥斯卡得奖的片子从配乐到剧本奖项从La Maison en Petits Cubes带入殓师的我都看过。。。果然够空虚啊。。

美国：想打谁就打谁；
英国：美国打谁我就打谁；
法国：谁打我我打谁；
俄罗斯：谁骂我我打谁；
中国：谁打我我骂谁

另转
"新星号事件"令俄罗斯国内惶恐万分，超市商品被抢购一空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 胡光华 杨国威)

面对俄击沉我商船，中国政字府表现出超常的冷静，即使俄罗斯媒体公布俄击沉中国货船的录相，中国外交部绝口不提“击沉”两字，在照会上仍然使用货船在俄海域”遇险获救”字眼，就连去年表现活跃的抵制家乐福爱国群体也表现出罕见的平静。
中国怎么了，中国要干什么！全世界都在关注者中国，都在苦苦思索。
美国人想不通，法国人想不通，日本人更想不通！
中国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普京坐不住了，事件发生后，他一直在等中国的抗议，可是，他失望了，没有。
他一遍遍的打电话给俄外交部：中国抗议了吗
没有，外交部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回答
奇怪，中国要干什么，这太不正常了
普京的脑袋都要炸了，一连几天，普京都失眠了
我们难道上当了吗，我们掉进中国的什么圈套，普京在苦苦思索，却找不到一点眉目
这时，秘书送来一份报纸，是一份美国的报纸，首页赫然刊载着一篇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新星号事件后中国表现出的平静令人害怕
文 章说，中国这次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平静决不是委屈求全，不是屈服于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人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次俄罗斯击沉中国 商船，已严重触犯中国人的底线，中国绝不会就是善罢干休。中国一直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现在中国刻意谈化事件很可能是麻痹俄罗斯，而在背后正在酝酿一个 震惊世界的行动。
普京的手抖动了起来，报纸掉到了地上。
全国立即进入紧急状态
他宣布
空前的恐慌笼罩在每一个俄国人的心头，他们知道，一旦和中国交恶，俄罗斯就是死路一条，一时间超市门口排起了长队，所有的生活用品被抢购一空，不良的商人开始屯积据奇，哄抬物价，莫斯科的大官和富人开始向乡下转移，高速公路口停满了准备到乡下避难的车辆。
大恐慌的情绪很快从城市漫延到乡村，一个个农庄放下了手中的农活，开始挖掘简易防炮洞，他们把生活用品从家中搬出来，一箱箱的放入洞中。
人民纷纷谴责普京政府。这下轮到普京政府束手无策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or either you die a hero or you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yourself become the villain

     文化似乎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政府、警局管不着的事儿它都管，早上你按它吃早饭，中午你按它见客户，晚上你按它入睡。没它会怎么样？没它就没你。在现代知识阶层的趣味中就有这么一个规制——你不能说自己热爱生活。要是有谁见天儿兴高采烈，差不多就等于自己在脸上贴了一行隐形字：我是一个猪。这规制如此严厉，因此你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嘀咕自己多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我怀疑“不快乐 ”往往只是伪证，“聪明”才是言者的要点。早几年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就连一首歌里都唱着“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遇到类似的状况我就想，你们怎么就这么缺德，偏偏往我们真厌世这堆儿里混呢？

      我常常会觉得，人生诸般破事，其实早由天定。这倒不是说支持宿命论，“天”只是喻体，指的是不能自决之力。小时候您戴着三道杠儿，长大了会不喜欢生活？太阳底下就没这事儿。小时候您眉头深锁，成年了却变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打小就有那么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多到不可穷尽， 但有一样：自己决定不了。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个可怜的家伙叫科恩， 无能软弱又多愁善感，坐在咖啡馆里对杰克说：“日复一日，我却从来没有生活过。”在《伊凡.伊里奇》里，伊凡.伊里奇度过了富裕又空虚的一生，马上要死掉 了，心中突然狐疑：“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这些话都朴素，不夸张，符合人们省思生活的常态。伊里奇死到临头，作如是观，不能叫厌世，只能叫活了一辈子却觉得没什么大意思。我猜想，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慨叹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某位祖宗饱餐了一顿猛犸，一时又没有女祖宗可供调戏，没准儿就坐在河边惆怅地想：如此日复一日地跟长毛象打架，也没什么意思呀！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 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

    让我们回顾一下八十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张，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场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 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已经到来！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19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书中对19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场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四十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八十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和立场观点会是多么的不同啊！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叫彼得·席夫（Peter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 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 (William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 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威廉·怀特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都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之所以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扭曲。而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它们，因为 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它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 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要仅仅停留在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地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 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是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 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无论哪方面，都与“看得见的手”的失误有关。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打一个 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这叫 “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 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失误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的老大难问题。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 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 据对过去三十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有时候，妥协带来的未必是好结果－做一个纯左派或者纯右派恐怕都比中间派强。